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我校举办教师发展活动

理论上,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征,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公共产品的质量对于人们幸福指数的影响非常大,如更高质量的清洁空气、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乃至公平正义等,因此,推进公共产品的高质量供给,有利于解决新时代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断升级,先是从无到有的数量型供给,逐渐提高为追求技术升级的质量型供给,目前正处于理念创新的高质量供给阶段,比如基础设施的标准化与自动化、城市建设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等等。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4月至5月,我校教师发展系列活动之第6期专任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教师工作坊顺利举办,来自各学院和职能部门的45名教师报名参加了此次教师工作坊培训。

如何评价公共产品是否高质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本期工作坊历时四天,由人事处(人才引进与教师发展中心)组织,教育学院承办。工作坊依托我校的国家级教师教育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教学技能训练中心平台,以《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培训大纲》为依据,精心挑选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数字化教学媒体资源(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的获取与处理方法,PPT课件制作与美化,图像与视频处理,移动技术支持课堂教学,高校微课与翻转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改革等7个模块共24学时内容。聘请具有丰富教学经验、教育技术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教师,采取理论课和上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主讲教师的讲授示范和培训学员的实践操作、小组研讨、微课比赛等研修方式,使我校中青年教师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增强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优化课堂教学效果的主动性和必要性,提高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水平能力,提升了信息素养和现代化教学实践水平,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决定了对其质量的评价不能简单等同于对私人产品质量的评价。并且公共产品是否高质量,也不能简单地以达到某个静态的指标来衡量,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能够在提供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其质量的。更为关键的是,公共产品的质量水平是受到财政收入的约束的,现有的财政收入要能够支撑高质量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笔者将公共产品的质量表述为:公众获得、享用公共产品的实际水平、可获得性、及时性、经济性和准确性。由此可见,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仅要考虑客观质量即公共产品本身的质量,更要重视主观质量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人事处、人才引进与教师发展中心 张利远)

从形态上来划分,公共产品分为有形公共产品、无形公共产品与混合型公共产品三类。有形公共产品,是以实物产品的形态存在并以其物质属性提供效用的公共产品,如城市广场、道路、防洪堤坝等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无形公共产品,是以某种服务形态或通过一组服务所产生的某种集合效应的公共服务,通常以公共部门提供的“秩序”“安全”“公正”为典型代表;混合型公共产品,是有形实物与相应服务有机结合、共同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科学知识、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

1978年,全国只有193个城市和2000个小城镇。经过1978—2002年撤乡设镇、撤县设市和撤行署设市的数量扩张,1992—2013年开发区建设热潮、新城区建设热潮和撤县市设区热潮的规模扩展,2002—2018年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的集群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中,总体城市格局以聚集为主要特征,近些年出现了局部扩散的现象,大都市周边城镇、二线城市和中部地区城市正在加速发展。

评价公共产品的质量,要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来进行。从需求方面评价公共产品的质量,需要明确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求,让公众满意是重要目标,无论哪种类型的公共产品,只要提高了公众满意度,就相当于提高了公共产品的质量。当然,从需求方面来评价公共产品的质量,是公众在自身认知范围内的主观质量评价,会受个体特征、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接触、互动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对需求的重视仍然是推进公共产品高质量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

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人口惊人聚集,市民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经历1978—1995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提升的城镇化前期、1996—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加速提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缓慢提升的城镇化中前期、2011—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放缓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升的城镇化中后期,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至2017年的36396元,人均寿命由1978年的68岁提高至2017年的76.5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57年上升至2016年的8.5年。

从供给方面评价公共产品的质量,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复杂,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各有侧重:评价有形公共产品的质量,主要有两类评价指标:一是经济价值度量,即此类公共产品在财政投入环节是否有更高的性价比,高质量的公共产品要求其各项技术指标均应达到相对更高的标准;二是社会价值度量,这是必不可少也是需要侧重的部分,一般采用时间价值和生命价值进行衡量,显然,在经济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价值越大,其质量越高。如修建道路,直接经济成本就是修建道路有关的实际财政支出,即所需要公共投入资金的总额,包括占用耕地、拆迁移民补偿等;其社会价值就是交通便利节约了公众的交通时间,甚至保护了生命,可以采用节约的时间价值和保护的生命价值作为度量指标。如果能把间接的成本(如对移民的负面影响)与间接社会价值(促进附近地区经济繁荣)都列入评价体系,就更完备些。

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中国城镇经济40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5年乡镇工业突起,外资流入工业企业,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1996—2013年外资和城镇建设共同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2013以来城镇化对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化。40年间,城镇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1988年,城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左右,到2016年超过了80%;1978年,全部城镇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到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达53364亿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5年的29.7%。

评价混合型公共产品的质量,其评价指标由有形和无形两部分构成,有形部分比照上述评价方法,无形部分主要表现为相应的“对人的服务”的评价,“对人的服务”的价值越大,此类公共产品的质量就越高。对服务是否高质量的评价主要是通过降低甚至摈弃传统数量型评价指标权重,强调甚至彻底采用质量型评价指标;有形与无形两部分的价值可以分别度量,或是侧重无形部分的组合度量。如义务教育,有形部分主要是学校设施设备,无形部分主要是教师教育服务,降低“设施投入占比”“生师比”等指标权重,增加“高学历高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专任教师的培训支出占比”等质量指标权重;再如基本医疗,有形部分主要医院设施设备,无形部分主要是医生诊疗服务,要提高“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指标权重,并细化“执业医师”的学历与职称结构等质量指标。

40年的城镇化,城镇空间快速扩张,城镇环境日新月异。空间扩张是城镇发展的基本保障,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92年各地小城镇建设热潮导致的城镇空间加速拓展,1992—2003年各类功能区建设推动城镇空间快速拓展,2004—2013年综合功能新城新区建设推动城镇空间加速拓展,2014—2018年以存量空间开发为主的旧城改造导致的城镇空间拓展的减速期。从1978到2016年,中国城镇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镇建设用地分别增长了7.44倍和7.88倍。与此同时,1981年末全国城镇公园绿地面积只有2.2万公顷,2016年末达到65.4万公顷。轨道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末全国仅北京有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23.6公里,2017年末有32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达4484公里。此外,现代化的电讯、信息、互联网、物联网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气的公用基础设施不仅在城市普及,而且在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也形成了网络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