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威官网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厘清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异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即植根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世界历史思想。

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是两个极易被混为一谈的学科。本文试图在阐明这两个学科之间联系的基础上,澄清二者的本质区别。

4月1日下午-2日上午,应外国语学院邀请,美国格伦达社区学院Martin
Ramey博士在外国语学院学术报告厅和Common Room分别作了题为“The Death of a
Deity Figure as a Symbol of Nationalism”和“Parables as Novel
Interpretations: Cognitive Poetics and the
Gospels”的讲座。外国语学院相关专业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共百余人聆听了讲座。讲座由外国语学院院长梁晓冬主持。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其实是人与社会的基本存在形式,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形式和性质都不一样。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称为“虚假共同体”,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虽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仍然是一种剥削方式,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统治奴役其他一切被剥削阶级的工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经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深入考量,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基础上,马克思探索出了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所追求的“真正共同体”,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自由王国”,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而实现的人的真正自由发展,是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对物的依赖关系而实现的人的全面多样发展,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

第一,政治哲学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历史上对政治相关问题的著名论述,具体来说,就是著名政治思想家们的作品。例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要仔细研读先秦诸子的著作,要研读董仲舒、王阳明、朱熹、黄宗羲;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要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罗尔斯;而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同样要研读这些文本,以及相关的二手文献。从阅读、思考和批判的对象上来说,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同样能教授政治思想史的课程。政治哲学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要求研究者熟悉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因为正是这些经典“文本”构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基石。

在4月1日的讲座中,Martin
Ramey从哲学角度探讨了耶稣死亡的相关问题。他以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为起点,展开对“死亡”的哲学解释,并对比分析了“沉睡”和“死亡”这两个看似相关,实则不同的概念。他指出,对文本的解读不仅要隐喻式地解读,也要通过联想来创造意义。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寻求人类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或者说某一地域,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上,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视角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历史中,无产阶级才能寻求真正的解放。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类交往方式会突破地域和分工的限制,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将越来越密切。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站在更宏大的人类视野上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结合起来,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第二,政治哲学研究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不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澄清历史上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探讨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厘清观念史的脉络。第一种工作通常被描述为“文本解读”,即逐字逐句地去解释经典。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学”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种研究路径,西方学界的施特劳斯学派采用的也是这一研究路径。政治思想史的第二种工作是将某一政治思想与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解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了革命思想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就属于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第三种工作是对不同的政治思想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甚至将不同的政治思想家归为不同的阵营,以阐释它们之间的异同。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就属于这类研究的著作。

在4月2日的讲座中,Martin
Ramey从认知视角提出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典故,而西方文学大量典故源于《圣经》,从而肯定了《圣经》研究的重要地位。Martin
Ramey就《圣经》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鼓励英语专业学子重读西方经典,通过学习诗歌修辞等,补充对复杂文本的过简单化解读。Martin
Ramey的讲座兼具理论深度与语言特色,令在场师生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