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科大学孙宏斌教授来我校讲学,道德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有人担心,用道德去支撑经济发展,甚至让道德帮助赚钱,是将道德工具化甚至亵渎了道德。其实不然,道德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际和谐,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具体的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效果,谈道德的觉悟等都只能是空谈。

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的转移,是一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的课题,古今中西诸多复杂的问题交汇其间,其中不乏一些或关键或微妙的具体问题。比如,典范转移过程中的主要症结之所在、典范建立的逻辑关节点、新典范突破的实际策略。对这些具体问题的了解,或许有助于避免以己意进退先贤的一些宏论。

7月27日上午,在化学北楼N102报告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江苏省代谢性疾病药物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药科大学孙宏斌教授为化学化工学院师生做了一场报告。报告会由化学化工学院院长张贵生主持。

经济一定是内含道德的经济

“中西融通”重建学术典范合法性

孙宏斌以“齐墩果酸的药物再定位:临床证据、靶标确证及结构改造”为题,从新药研究出发,由脂代谢异常及相关疾病,进而引出其课题组关于保肝药齐墩果酸在降血脂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其中详细地介绍了齐墩果酸的降血脂、抗动脉硬化及抗非酒精性脂肪肝作用,并对齐墩果酸的靶标确证及一系列测试结果的验证进行了重点讲述。孙宏斌还系统地介绍了齐墩果酸药物的结构改造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展望。与会师生就报告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孙宏斌一一进行了解答,现场气氛活跃。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即在本体论意义上,经济一定内含着道德,经济与道德共生共存。换句话说,没有道德视角,经济是不可能被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的,同样,没有道德理念和道德手段,经济建设也将是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且没有生命力的。畸形经济一定是忽视道德甚或道德缺失的经济。

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显著特征是西学东渐。自严复再三致意中国学术散乱无章,“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吸收西学就被彰显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成为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必要条件。

(化学化工学院 刘起胜 谢明胜)

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切入展开研究,而这些商品在马克思的眼中不只是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用来买卖的劳动产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同时也说明,道德能以其特有角度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道德是一定经济制度或一定经济力量兴盛的重要推动力量。

清末民初第一批新学术著述的主要特点即是借鉴西学的分科形式,对传统学术作出分门别类的处理。如张鹤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王舟瑶《京师大学堂经学教科讲义》、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和《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些著作对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和处理,虽多停留在简单比附层面上,但都不乏近代西方知识背景。

道德乃经济发展的特殊力量

随着西学输入的加速,清末民初出现了一批相对成熟的新学术著作,中西知识方法的整合迈出了一大步。如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以西方知识视角来改造中国正史系统,以进化论为线索来探寻国家兴亡盛衰之迹。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论断精辟见识卓越,从形式到内容均极具现代知识视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是戏曲史的拓荒之作,连素以挑剔著称的傅斯年也对之赞许有加,称此书“极具世界眼光”。这些著作均自觉地借鉴西学的观念与方法,展示出近代学术专门化与学科化的著述特征,在价值层面亦多能彰显平等、自由与科学观念。

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换句话说,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先进的劳动工具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由“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而没有人及其观念导向作为“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生产力”,生产力将是“死的生产力”,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已把自觉地吸收与融会西学,视为学术获得时代合法性的主要表征。即使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知识架构中,西学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国粹派一边斥责学界“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一边从传统中寻找与西方价值相契合的“国粹”;学衡派既“昌明国粹”又“融化新知”;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以本能、意欲、宇宙实体等构建新儒学。后来,傅斯年把“收容”西学当作消除中国学术思想“一切误谬”的前提条件,而陈寅恪虽一方面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但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新学术“创获”必须“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些都说明借鉴西学已成为一种合法性指标,至少也是现代学术构建的一个必要性条件或前提性条件。

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精神生产力”或“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对西学的推重自有其合理的逻辑依据。如梁启超所谓“惟其日新所以全其旧”,章太炎所谓“光辉日新”以保存旧说,以及王国维所谓若要发扬光大孔孟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都肯定了中西学术之相辅相成。民国建立后,西学凌驾中学呈现出日益加速之势,金岳霖认为此种趋势在未来仍“不容易中止”,也说明吸收西学不仅是一种主观诉求,也是一种历史趋势。

资本的理性、科学运动及其价值增值需要道德

当然,清末学者的中西学术整合大多是一种简单对接,属于傅斯年所说的“托身西洋学术”的状况。这一状况,通过借助学术原典而不是一般的时论文章,尤其是借助当时学人的切身体验,才能深切体会。如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即有以西学简单粗暴地驾驭中学史料之嫌,被学者称为清末“用旧学比附西学以发明‘新理’的典型代表”。又如“旧学深邃”的章太炎,其最自得的《齐物论释》,也主要是以释解庄,与“用西学知识系统整理旧学”的要求距离甚远。吕思勉说章氏学术在总体上“不过单辞碎义”,此说并不过分。所以,傅斯年说新史学建设“非留学生不可”,这一惊人论断的背后,亦自有微妙而值得体味之处。